2012年12月28日，戴斌院長在外設研究組織2013年工作會議上做重要講話，全文如下：

社會服務是學術共同體成長的必由之路

同志們：
自2008年正式掛牌創建的那一天起，凯发k8国际就在走一條探索創新的非傳統辦院之路。從2009年提出"服務產業、報效國家"為導向的學科建設體系，到2010年的"人才建設"、2011年的"國際化建設"，再到2012年的"學術成果建設"，加上實踐過程中與地方政府、學術組織、企業集團和國際同行的戰略互動。五年下來，雖然不敢說完全弄清楚了，但也基本上把組織的開展理念、內外架構和運作要點理了個大概。現在是與同志們共同探討外設研究組織建設與開展相關的若干基礎問題的時候了。說實話，研究院給不了大家什么體制內的傳統資源，比如資金、項目，甚至也不是什么級別的"平臺"，連吹個牛都不好意思。在旅游院校數以千計，旅游教育研究數以萬計，旅游教育分會也開始有效運作的今天，為什么要創建這些外設研究組織？或者說我們的愿景和目標是什么？要努力去做些什么才能實現我們心目中的理想？如果對這些形而上的問題沒有一個清晰的回答，只是掛個牌子，每年輪流坐莊聚一次，我看時間長了，外設研究組織的生機和活力就會慢慢地失去。在強調學術傳承和創新的基礎上，我們于2011年度會議上首次提出了"學術共同體"的概念，去年把青年學術人才的培養作為學術共同體的戰略使命。回顧過去的兩年，這個理念還是能夠被認同的，從年度工作總結來看，大家也為此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現在看來，我們還需要由表及里地對學術共同體的內涵進行探討，比如與其它學科相比，它的旅游特色如何體現？與其它國家相比，它的中國特色又是什么？對此，我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只是借此機會談幾點想法請同志們批評。
一、 旅游產業實踐需要學術共同體更多的社會服務
    除昆明分院外，其它11家分院和研究基地都是依托高校建立的。早期的大學集中于人才培養即教學工作，而創立于1809年，被譽為"現代大學之母"的洪堡大學把科學研究置于教學同等重要的位置，到1930年西班牙馬德里大學哲學教授加塞特在《大學的使命》中提出走出"象牙之塔"，打開校門，走向社會、服務大眾、推進社會文明，再到美國的威斯康辛大學提出為社會服務的功能，教育和社會各界普遍接受這樣的共識，即社會服務與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一道構成了現代大學的三大基本功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8年10月公布的《21世紀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動世界宣言》中明確指出："我們重申，應保持、加強和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和重要作用，特別是促進整個社會的可持續開展和進步的使命"。由是出發，無論大家是不是凯发k8国际學術共同體的一員，社會服務都是旅游院校的題中之義。
中國旅游教育和科學研究一開始就是與旅游產業同步開展的，無論是專業設置、師資培養，還是課程建設和教材建設，都對旅游產業開展的現實需要給予了及時回應。至今還記得酒店管理專業的第一代學人曾經正裝坐在講臺上，用實物投影儀給臺下數百名經理人員講西餐禮儀。第二代學人則深入到酒店內部，手把手地教主管和領班如何制訂服務流程和技術標準，包括見面要主動問好、鈴響三聲之內要接聽電話、煙灰缸內的煙頭不得超過三根等服務細節。再往后則是為酒店給予工程管理、市場營銷、信息化建設等方面的咨詢。不要小看這些微觀甚至瑣碎的知識和技能，正是在類似的社會服務過程中，大學的旅游教育務實有效地服務了旅游產業實踐，也為大學贏得了產業和社會的認可。這么說并不意味著更為高深的專業理論和綜合素質的養成就不重要了，后來接受專業訓練的學者開始介入酒店的開展戰略咨詢和更為宏觀的產業經濟研究，同樣是在為社會做貢獻。我們對前人功過的評價必須放到特定的歷史場景中去，一代學人有一代學人的歷史使命，只要他們盡心盡力地回應了所在時代的要求，就有理由取得后人應有的敬意。當然，我們也要明白，歷史在前行，產業實踐和社會開展也在持續創新，我們給予社會服務的目標、層面、方法和路徑也要與時俱進。很多時候，不是我們老得動不了，而是更加適合時代要求的年輕人起來了。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旅游產業開展對高等教育和科研組織的理論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不僅沒有減少，而且范圍更加廣泛、需求更為迫切了。從1999年國慶節第一個黃金周開始，經過十余年的開展，國民旅游真正起來了。我們預計今年國內旅游市場將會超過29億人次，出境旅游市場則可能超過8000萬人次，相比之下，1.34億人次的入境游客在整個旅游經濟的總盤子中所占的比重已經是微乎其微了。更為值得關注的是，1999年之后，我國的旅游服務貿易逆差就在逐年擴大。在這樣的背景下，繼續沿用入境創匯、政府主導、超前開展的理論就無法落實國家戰略，也不能有效引導地方政府和旅游企業的開展。因此，學術界有必要重構當代旅游開展理論，系統回答旅游開展為什么、旅游開展依靠什么、旅游開展做什么等問題，進而用理論創新有助于轉型和開展中的大國旅游實踐。在微觀層面，也有大量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需要當代旅游學人的智慧貢獻。比如，對旅游經濟運行周期和開展趨勢的判斷，旅游目的地如何完善散客接待體系，旅游投資和創業者該采用什么樣的商業模式，如何計算旅游景區的最佳容量，等等，都是旅游學術界和理論工作者必須直面的現實課題。
在高校做學術研討的時候，每當被問道如何找到好的研究主題時，自己都會很困惑：大到國家旅游業開展的中長期規劃，小到旅行社門市部如何生存，還有社區居民特別是民族地區、邊境地區、貧困地區的父老兄弟如何有效參與到旅游開展進程中來，都需要我們貢獻自己的才情啊！科學研究也好，人才培養也罷，都不能只順利獲得埋首書堆，關起門來走封閉循環的道路，更不能只關心宏觀敘事，只是追求圈子內部的同行評價和個人的所謂學術成就。在這方面，我愿意分享在臺灣地區公務和學術研討過程中印象深刻的兩件事情。一是山地原住民地區的駐村藝術家制度，他們與村鎮老百姓一同生活，與民間藝人共同研究如何提升傳統的手工制品的藝術品位，使之更加符合當代人特別是游客的審美要求。林懷民先生創辦的現代舞團――云門舞集，全世界都很有名，還是堅持到鄉村去，到最基層的民眾中間去。二是專業志工制度，有關部門資助專業人員與那些有需要的小微企業和個體戶"結對子"，不用講太多的理論，而是實實在在地幫助他們做工業設計、培育品牌、建市場渠道，最終提高基層民眾參與商業體系的能力。我是非常希望把這兩個制度引進到大陸旅游產業實踐中來，也希望凯发k8国际這個學術共同體能夠帶個頭。這也是我提出把"社會服務"作為研究院2013年度工作主題的現實背景。
二、有效參與社會服務是中國特色的旅游學術共同體成長的必由之路
    在國際研討合作的過程中，我會有意識地尋找同類型的學術組織，特別是政府背景的旅游研究組織，以及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門和旅游企業集團與之常態化合作的高校，可是找來找去，到現在為止還只有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KCTI）和澳大利亞旅游研究院（TRA）兩家。可能是歐美日韓等市場經濟和旅游產業都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沒有像我們這么多的問題需要做對策研究吧，政府就不需要投資專門的智庫了。可是總還是有項目研究之需求的，多是分包給那些著名的綜合性智庫，還有商業性的研究組織了。在外面我們打交道最多的也是這些組織中的研究人員。而高等院校的教授呢，則基本上是不與政府和業界往來的，他們更關注的是在指定的學術期刊上發論文，向科學基金申請學術研究項目，然后評高一級的職稱，積累學術聲譽，再發更多的論文，申請更多的項目經費。曾經與旅游部門的官員聊起過這種現象，他們說那些教授只會批評政府和企業，不會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看來環球同此涼熱啊，倒是應了中國古代的那句話，百無一用是書生。
中外經濟社會開展階段不同，學術環境也不盡相同，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高校和教授之所以如此，從根本上說還是社會分工細化的結果。從世界范圍來看，他們擁有更多的學術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仍然處于探索和成長階段的中國旅游學科建設和學術共同體的建設肯定不能走這條路，也注定是走不通的。要想真正建立理論自信，特別是要在今后的開展進程中有助于更多的理論創新，只能走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相結合的道路。
自覺接受服務對象的客觀評價有助于衡量和檢驗學術共同體指導產業實踐的真實水準。我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要檢驗起來，我們還要實行相應的心理準備，可能會讓我們的學術自信心受到很大的傷害。比如我們很容易對一些地方領導說"提高目的地的文化品質"這樣的話，地方領導就會反問你：是建一座文化館、博物館、電影院、大劇院，還是建一個老百姓可以隨意唱歌跳舞的市民廣場？如果建的話，什么時候建？建多大規模的？資金從哪里來？幾個問題問下來，恐怕就會出汗了。還有我們做旅游規劃的時候也會根據相關的理論要求地方政府保護文化原真性，可是我們卻不知道那樣住在原生態環境的居民的真實感受，他們也有追求現代生活的美好愿望啊！記得在青海召開的那次民族旅游學術研討會上，我曾經以《詩意的想象，還是與現實同行》為題對此做過初步的闡述。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想好，但是大的方向是有的，就是從旅游實踐中來，到旅游實踐中去，與理論與實踐互動的過程中從容自信地提升自己的學術水準。
走出校門為旅游產業開展給予社會服務，可以讓當代旅游理念研究真正接到地氣，有創新的勇氣和對話的自信。理論是灰色的，而實踐之樹常青。為什么與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領域中的學者相比，人文學科和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者有時顯得沒有底氣？為什么與國際同行相比，中國的旅游學者哪怕英語說得再流利，哪怕是在SSCI發了多篇學術論文了，卻還是常常顯得不自信？我看根本的原因在于沒有接到地氣，沒能真情實感，只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為賦新詞強說愁"罷了。同志們可以把現在核心期刊上的論文找來看一看，研究方法和學術范式表面上看是解決了，從文獻綜述、研究意義、假設提出、問卷調查、統計工具、數學建模，到結論與展望，整套動作也很連貫，可就是覺得很空洞。因為沒有真正能夠打動人心的主題，沒有扎實的實踐背景，當然就只能是花架子啦。當我們與國際同行對話的時候――當然，前提是自己必須是他們中的一員，如果有來自社會服務過程中所掌握的第一手信息、數據和相關案例，討論起那些高深的理論來就會更有底氣。用中國的案例、當代的案例、親身經歷的案例檢驗前人提出的既有理論，進而修正之，創新之，直到提出自己的觀點，建構全新的旅游理論體系，想一想都是件激動人心的事情。特別是當這些概念、命題和理論都帶著泥土的新鮮氣息，是可以觸摸，可以溫暖的時候，反過來就可以極大促進校園內的純粹科學研究，還有人才培養。道理很簡單，老百姓覺得我們所研究的理論是從實踐中來的，所培養的學生是往實踐中去的，他們能不歡迎嗎？父老兄弟歡迎了，學生的就業問題，學者的社會影響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
社會服務不僅是青年學者成長，也是旅游學術共同體培養名家大師的必由之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佛教和民間也有類似的說法，宋代禪宗大師青原行思就提出過參禪的三重境界：參禪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禪有悟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禪中徹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回顧我們這代學人走過的道路，總有那么幾天，比如戴上博士帽啦，評上教授啦，取得權威獎項啦，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放眼天下，舍我其誰的想法止都止不住。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反正我是有的。可是更多的時候是不自信，因為知道的越多，也就不知道的越多，辯證法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怎么辦呢？我看還得走出書齋，在社會服務的過程中把自己的浮躁氣打磨掉，同千千萬萬的游客、居民、旅游企業的一線員工在一起，慢慢地，就會在學術底蘊越來越厚重的同時，學會就用老百姓的語氣說話，說人民群眾能夠聽得懂的話。要知道，老媽媽說家常話，大和尚言平常語。我總覺得我們這代旅游學人趕上了好時候，正處于黃金開展期的產業實踐需要我們，越來越嚴格的學術規范厚重了我們，國家的強盛和出境旅游開展讓國際同行愿意傾聽中國的聲音，所缺乏的可能就是社會服務的經歷，以及在社會服務過程中對自己胸懷和氣度的修煉。
三、綜合素質和專業能力是實行社會服務的學術基礎
    強調學術共同體的社會服務，并不排斥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三者相輔相成，有機融合，共同構成了當代的大學使命。沒有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支撐，旅游學者和培養對象的綜合素質和專業能力就不可能持續提升，社會服務也不可能真正達到預期的目標。
現在高校對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很重視，這是好事情，然而我總在憂慮在"填表工程"和"打靶學者"的導向下，我們取得的課題和榮譽越來越多，離大學教育和科研的本質卻越來越遠了。我們必須明白，大學惟一具有壟斷性優勢的功能在于人才培養。離開這一根本走向社會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大學和教員的力量既不像有的政府官員和企業家認為的那樣弱小，可能也不會向象牙塔內的學術共同體自覺的那樣強大。科學研究，特別是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專業研究，應當也必須與實踐相結合。問題是現在做研究太急了，太功利化導向了，總想著如何引起領導的關注，如何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如何擴大個人的知名度。在學科建設的過程中，這些因素不是不需要考慮，但是我們一定要清楚，它們是科學研究的結果，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目標之所在，更不能為了領導的批示和社會關注而研究。那么多的"工程"、"平臺"和"項目"，文件發下來還沒有幾天，一大堆量化的成果就報出來了，怎么可能呢？旅游學者，特別是我們這些擔任領導職務和行政工作的"雙肩挑"學者心里得明白：一時的喧囂過后，留下來的才是堅硬的河床。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莫言曾說過，近幾年反復被問到對諾獎的看法，"這很難回答，因為如果說‘想得’，那么難免會被罵為諾獎而寫作；如果說‘不想得’，人們又會說我虛偽。所以我說，我是非常關心諾獎，也關心諾獎得主的作品。我會認真地學習，認真地寫作。"對于旅游理論工作者來說，我看這句話大體上也是適用的。打鐵還得自身硬，沒有從容的心態，沒有相當的成果，特別是沒有寬松的學術環境，別說名家大師了，可能連青年學者也培養不出來，成千上萬的成果也是只是低水平徘徊。
在社會服務之前，我希望旅游學術共同體能夠形成一個相對寬松的科研環境，讓更多的人，特別是那些有才華、有潛力的青年學者在盡可能多的方向上自由地探索。很多時候，我們是無法確切地知道事究竟哪一項研究會對產業實踐和社會生活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當年美國議員威廉.普羅克斯邁爾設立了一個"金羊毛獎"（含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諷刺諸如螺旋蠅的性生活、為什么罪犯想要逃獄等浪費稅金的研究，只是浪費納稅人的錢滿足一小部分人的好奇心。2012年，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等組織聯合設立了一個"金企鵝獎"，告誡政府和公眾"不要殺死這些會下金蛋的鵝 "。因為有大量的案例表明一些開始看不到一點兒應用前景的研究項目，被嘲笑為浪費資源，最后卻影響巨大。
在社會服務的過程中，科研工作者可能會有自己的學術訴求，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希望旅游學術共同體能夠倡導并踐行與人類文明和價值觀相符的學術倫理。在心理學史上，"小艾伯特實驗"是最出名也最富有爭議的實驗之一。心理學家沃森教授希望順利獲得觀察小艾伯特的反應，把巴甫洛夫從對狗的研究中取得的認識應用到人的身上。他和助手選定了在大學收養所做保姆的哈麗雅特.萊恩的兒子，在1920年對他進行了了超過3個月的實驗。于是，只會爬行的小艾伯特成了人類現代實驗史上最年輕的對象。他在第七次白鼠和噪聲一同出現后，只要一看到白鼠就會尖叫。但是沃森還在繼續他的實驗，他要實驗這種恐懼是否可以轉移到其它物體上。小艾伯特開始對著曾經撫摸過的小狗大叫，甚至不敢觸碰皮毛大衣、棉花甚至頭發。這個實驗引發了學界廣泛地討論----實驗的道德底線在哪里？此后，美國心理協會公布了實驗倫理規范，嚴禁進行違反倫理的實驗。從現實情況來看，科學倫理的問題在我國旅游研究領域還不是很突出，但是相關領域已經有苗頭了，比如大米的轉基因試驗和醫用疫苗試驗等。現在，包括旅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不斷希望學習和借鑒自然科學范式，我們要早做預防。
社會服務不僅僅是學者個人的事情，只靠個人的努力也是形成不了氣候的。希望看到更多的旅游院校和研究組織把更多的資源配置到資料室、數據庫和專業實驗室的建設上來，讓社會服務與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之間的耦合互動形成穩定的平臺和機制。傅斯年等人于1928創建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就，歸功于創建之初就收集了大量的清史檔案原件，并組建團隊迅速召開了三項重點工程：安陽殷墟發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習俗的調查；西北考古。如果在服務產業實踐的過程中有意識地保存好那些有價值的原始資料，那么就不僅為當代，也為后人的學術研究和理論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來自實踐的一手信息和數據，隨著時間的逝去，其價值將會成倍地增長。無論做什么事情，希望我們的旅游學術共同體都要有自覺的歷史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