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2日，戴斌在慶祝建黨91周年暨學術成果建設研討會上的講話，全文如下：

大眾旅游時代需要什么樣的學術成果

同志們：
掛牌仿佛還是昨天的事情，研究院卻是扎扎實實地走到了第五個年頭。回過頭看一看，盡管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總體上就是創業的五年，也是探索的五年。毛主席晚年的時候最不能看的就是解放軍進城的電影，一世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偉人，觀影時總是情不自禁地淚如雨下，衣衫落地而不知。創業艱難百戰多，不經其事者，難知其心。從2009年樂亭會議開始，結合主題黨日活動研討有關研究院，也是國家旅游理論建設和旅游學科開展的方向性問題，已經成為我們的傳統。從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國際化成長到學術共同體概念的提出，回過頭看一看，研究院這些年的開展正是在這些共同的科研理念或者說學術思想的指導下走過來的。在先后解決了學術組織的開展方向和干部人才隊伍建設，并經歷幾年的學術實踐檢驗以后，學術成果建設的問題自然地就提到日程上來了。
加強學術成果建設是研究院開展目標的戰略要求。我們是政府背景的獨立研究組織，“學術高地”立不起來，“政府智庫”和“業界智囊”兩個目標就失去支撐。學術成果是學術高地的基礎模塊，也是打造學術共同體，彰顯社會影響力的有效表現形式。從現實來看，學術成果建設已經成為研究院從籌備建設期轉向穩定開展期必須解決的現實任務。經過四年的建設與開展，無論是國家旅游局黨組，還是各級旅游行政主管部門；無論是旅游系統，還是社會各界，包括國際上對我們的評價，基本上都是正面激勵的。但是我始終憂慮的是，研究院生存與開展的核心能力，特別是具有研究院特色的旅游開展理論體系還沒有真正地建立起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憂慮，不知你們有沒有，反正我是有的。特別是建院以來，全國旅游學術界都在關注，如果沒有高水平的學術成果、前瞻性的建設思想和體系化行動綱要，我們憑什么去引導旅游學術共同體的培育與開展？只靠國家旅游局這個背景顯然不夠，也不應該依靠，或者說在學術領導方面也靠不住。
正是出于旅游理論開展的戰略考量和研究院自身開展的現實憂慮，從2008年以來研討確定的學科建設、人才建設、國際化建設、學術共同體建設等綱領性文件自然延伸下來，院里決定把“學術成果建設”作為2012年度黨日活動的主題。
   一、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學術成果？
什么是學術成果？什么是我們所需要的學術成果？關乎研究院和旅游學術界中長期開展的戰略導向，必須要給明確的回答。學術界和高教界對學術成果的主流界定是，發表在學術期刊的論文、公開出版的專著、譯著和教材，還有國家級和省部級自然、工程、哲學社會科學、軟科學等渠道的科研課題及其研究報告。研究院的同志們，尤其受到過科班訓練的博士們，事實上關注到的也是這些。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受歐美國家旅游領域的學術導向和體制內職稱評聘、組織評價與排名的影響，上述標準在高校和研究組織中越來越得到強化，極端的情況是出現了一批“填表教授”、“打靶學者”。就是有利于評職稱的成果就努力爭取，否則就應付考核了事，而涉及到開展方向和人才成長的學術本質問題反而很少有人關心，現在是到對此非正常的學術現象徹底反思的時候了。包括學術研究組織的整體導向，長期對功利性、技術和數量的追求，是會有大問題的。我看所謂的學術成果無非思想的形式化表達，找一個載體以方便知識的累積與傳播。我們要重視形式，但是又不能唯形式是從。很多時候，提出一個命題或者猜想，不見得要比順利獲得數理模型證明它顯得水平低。陳景潤證明了歌德巴赫猜想，是很偉大，提出猜想的歌德巴赫就不偉大了？好像不是這樣的吧。具體到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更不能唯狹義的學術成果是從。現在提倡多學科融合，提倡交叉學科，眼界要放寬廣一些。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不能公開發表的研究報告、教案、評論文章甚至一些帶有思辨性的文字，就不是學術成果？！我看最多不是那些剛從象牙塔走出來的博士眼中的學術成果吧。當然，你剛剛步入學術江湖，還是需要比劃些招式的，好讓人知道你是師出有門，不是野路子，也就這個功能吧。如果取得高級專業技術職稱以后，你的心中還是覺得非量化、非公開、非期刊的文字就不是學術成果，那么我可以斷定你的學問做不大，“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氣度和境界不夠嘛！青年毛澤東是當過兵的，在井岡山時期也是穿軍裝，軍禮敬得也很標準，可是長征結束后就不穿了，與將領見面也就是拿手在腦袋右上方比劃那么一下子。可是誰又能說毛主席不是偉大的軍事家呢？一個只認肌肉的毛頭小伙子是無法理解運籌帷幄，決勝于千里之外的大境界的。
什么樣的學術成果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所追求的？我看主要有兩個判斷標準。一是對旅游產業實踐具有理論抽象層面的解釋力，二是讀者容易接受，也愿意接受的表達方式。你說的有道理，他也接受了，我想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共產黨宣言》開篇即是，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然后告訴你，資產階級在創造他自己的時候，也創造了他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當中，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取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最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越來!說服力、感染力和鼓舞力都有了。中國古人寫文章講究義理、考據和辭章，內在的要求也是一樣。中國的禪宗，可以說是最不像宗教的宗教。它打破偶像、清規戒律和哪怕是必要的修行，反對語言文字的慣性邏輯，說一些“空手扶鋤頭，走路騎水牛”，“人在橋上走，橋流水不流”之類的非正常表述，強調“即心即佛”，強調“尋常心即道”。也就是說，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宗教，而是把它的思想融入了日常生活了。結果呢，對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建構，對中國的音樂、繪畫、文學、藝術和社會政治生活卻發揮了不著痕跡的大影響，直到今天還在起作用，只是我們可能不覺罷了。
當然，學術成果的讀者對象不僅僅是實踐者，也包括學術共同體的成員自身。順利獲得代際相傳去累積、傳承和創新本領域的科學理論，在學術實踐中就是在SCI、SSCI、EI、ISTP上發表的論文以及公開出版的專著、譯著和教材等。我不否認這些成果的學術價值，事實上，學術演化同樣需要龐巴維克在《資本實證論》所論述的迂回生產模式，即“用機器生產機器”。現在的問題是太多的組織和學者都在關注前面的“機器”，過于追求學術成果自身的邏輯自洽，以及純粹學術研究的感覺。后面的“機器”，由于需要產業實踐實實在在的檢驗，甚至是狂風暴雨似的考驗，因為有徹底失敗的風險，那些方向不明確、意志不堅定、基礎不扎實的學者就會膽怯了，退縮了。有人還會用所謂的學術規范為自己的行為找借口，并指責那些面向實踐的成果建設是野路子。對這些人，這些行為，我看不必理睬。我們所要做的，就是用自己卓越的理論素質和務實的專業能力去服務旅游產業，去推進國家戰略，同時以優秀的理論抽象力去建設學術成果體系，進而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聲音。
學術成果是不是越多越好呢？還是那句話，得看學者個人處于成長的哪個階段，得看學術組織是什么性質。青年人剛開始成長的時候，肯定是需要事功的，畢竟剛開始學術生涯，方向也不穩定，多做一些探索肯定是必要的，組織也同樣如此。過去走江湖打把式的還是圍個圈，敲幾聲鑼鼓，告之路人“我來也”。但是成長起來以后呢，就要著力出精品，出標志性成果。靠發幾篇論文，做幾個項目，贏幾個獎項，在學術圈子立足尚可，但是要想人家發自內心地認同你，進而想要在歷史深處留幾聲回響，就一定要沉心靜氣地出幾件深深打上個人烙印的成果。別弄得跟領導講話似的，把名字抹去，就絕對看不出是誰寫的。這些成果不在于多，甚至也不在乎發表還是不發表，但是一定要有思想，要有情懷。思想這件事情，似乎說不清也道不明的，可是一旦撒下種子，讓人著了道兒，可就了不得嘍。凱恩斯曾經說過：“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的思想，不論它們在對的時候還是在錯的時候，都比一般所設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確，世界就是由它們統治著。講求實際的人自認為他們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可是他們經常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俘虜。”
結合院情而言，除了個人成果，我們還非常強調集體創作的學術成果。像以《旅游經濟藍皮書》為核心的 “1+8+X”標志性成果體系，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還有半月一期的《旅游內參》、不定期的《信息快報》，以及國務院的專報和國家旅游局的專項任務等，都是大學、民間智庫和商業咨詢組織無法承擔的項目，也是研究院的核心學術產品。雖然任務不輕，到點交稿的時間和心理壓力大，但已經成為研究院學術聲譽的重要支撐。要是再累積個十年二十年的，就更不得了。既是有助于和見證中國旅游產業開展的歷史資料，將來稍稍整理后公開出版，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旅游國策》，對國際旅游學術研究我想也是有啟示和借鑒意義的。在這方面，我們要有高度的學術自信和理論自覺，更要有深邃的歷史意識。
   二、如何構建旅游學術成果體系
研究院是一家學術組織，所以我們把“學術高地”作為戰略目標進行建設。而從中央編辦的復函來看，政府智庫是我們生存與開展的基礎。像仲廣、子千、曉云等同志，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一批從高校過來的研究人員，到了研究院以后感覺學術作品出得少了。這不奇怪，一個人也好，一家組織也好，精力、時間和學術資源都是有限的，做政府對策性的研究多了，純粹學術研究的時間自然而然就少了。任何事情都是利弊參半的。在當下的中國，還沒有哪一家學術組織能夠像研究院這樣離廟堂這么近，又能夠如此方便地接到地氣，就是我們可以取得數量巨大的第一手資料。這就需要我們好好地謀劃，多辛苦些，順利獲得有意識的創造性轉化穩步推進“政府智庫、業界智囊、學術高地”的建設目標。一是橫向項目的縱向轉化，二是對策性研究成果的學術轉化，可能還有國內成果的國際轉化問題。具體而言，就是在眾多的地方政府項目、旅游企業項目和國際咨詢項目的基礎上，在旅游學科建設框架中，去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軟科學基金，這樣有助于形成相應的學術方向。一項接一項的對策性和應用性的課題，特別是諸如全國游客滿意度、旅游經濟監測與預警等項目做下來，會形成龐大的、不可再生的數據庫，完全可以挖掘整理出大量的學術論文、專著等學術成果的，產業所的瓊峰同志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當然，僅僅是依托項目還是不夠的，還需要理論抽象和觀點提升。
在常規的學術組織和高等院校中，大家比較關注學術成果的實踐應用，主要包括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在社會效益這塊，有的教育學術組織明確規定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主管部委領導、地方領導的指示相當于某一級別的課題，或者某一級別的學術論文，總之是應用導向。研究院的主要業務就是做旅游領域的對策研究的，不必強調這樣的指標。事實上，五年開展下來，也積淀了很多這方面的材料，接下來是如何在豐富的第一手數據、案例和相關材料的基礎上實行轉化工作，從而取得與體制內的學術組織和學者對話的成果支持，并在對話中引領國際國內旅游學術前行的方向。
政策所直接參與那么多的政策性文件的研究與起草工作，無論是國家旅游業“十二五”開展規劃、國民旅游休閑綱要還是鄉村旅游，還有浙江、成都、延安這樣深入而系統的地方開展模式研究，幾年做下來，子千同志你們占有的資料，以及擁有的經驗和閱歷在中國旅游學術圈子里可能已經無人可以出其右了。能不能系統地整理一下，往旅游開展理論、旅游政策設計與績效評估、開展模式的區域與國際比較等方向上再往前走一步？比如申請一些高水平的社會科學課題立項，并在此基礎上發表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當然也不能為發表而發表，要有些雄心壯志，做一些“但開風氣不為師”的開創性的基礎研究工作。包括旅游在內，今天的世界已經是知識經濟的世界，在知識演化和技術創新日新月異的時代，經濟政策與技術政策的研究、起草、實施與績效評價就需要我們在與市場、與產業共進退的基礎上跟蹤國際學科前沿，同時也要致力于基礎理論的創新。在物質資本的應用經濟學領域有一個核心問題，即如何界定和度量各種投資項目所包含的“非物質”投入的價值？1950年代索羅做了關于“剩余”探索：“當國民經濟增長的2/3可以由勞動與物質資本的變動得到解釋時，剩余的 1/3應當歸因于技術進步與資源配置制度的創新等因素”。對這些非物質因素的定量研究，到了丹尼森那里也沒有得到解決，只好命之為“剩余的剩余”，后人則在此基礎上繼續展開深入研究。旅游經濟的增長動力及其運行機制、宏觀政策與微觀管制對旅游經濟體系的影響，還有經濟學視角下的旅游活動，等等，都還有大量基礎性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也正是政策所的年輕人學術創新空間之所在。
  產業所前兩年在學術成果建設上是走在全院前列的，全國和地方游客滿意度調查、旅游經濟運行監測與預警、旅游經濟周報、旅游飯店、旅行社、旅游景區、旅游集團、新業態等陸續在性項目都召開的很扎實，初步形成了“依托業態、專人跟蹤、聯合攻關、陸續在研究”的風格。從現在的成果來看，基于數據的觀點表達能力基本具備了，需要加強的是思想性和學術性。為什么我們要對全國游客滿意度調查的季度和年度發布會一篇一篇地做專題演講？因為我知道，沒有思想的引領和學術的支撐，它就會成為一個專業調查項目，一個純粹的技術活兒，不可能走得遠，也流傳不下去。其它項目也同樣如此，沒有扎實的一線調研，學術研究就接不到地氣；沒有悲憫情懷和開展思想的引領，學術成果的層次和影響也就上不去。從2010年開始，從北京、延安、鄭州、成都、濟南，到最近一次的南京會議，我一路講下來，也思考下來，終于從新時期治國理念在旅游領域中的體現、城市與旅游融合開展、大眾旅游開展階段政府工作方式的轉變等角度基本上把它說透了。再加上已經發表的相關學術文章和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的那個尤利西斯獎，工作項目向學術成果體系的轉化工作已經初步完成了。其它的項目如何轉化、提升和完善呢，同志們可以按此思路去深入地想一想。
   國際所在剛建院時只有區區兩人，現在加上剛入職的慧琳同志，也是擁有６名有博士學位的全職研究人員和十來名研究助理的“大所”了。你們持續攻堅克難，先后完成了國家旅游服務貿易中長期規劃、出境旅游開展年度報告、中俄旅游年系列研究報告、多個國家的旅游開展咨詢報告等重大研究成果，以及若干高質量的專題研究，承擔了國際旅游學科建設的重任。研究院建院之初就把國際旅游研究所作為內設學術組織的建設重點，并且把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的研究都納入“1+8+x”標志性學術成果體系。客觀地講，這是一項困難重重的學術規劃，是任何其他的學術組織沒有做過的探索。相對于旅游基礎理論、旅游資源開發與規劃、旅游經濟學、旅游市場營銷、旅行社管理、飯店管理等研究領域，國際旅游的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和學術范式才剛剛開始探索，這方面的理論人才也沒有成長起來。加上數據與案例的匱乏，還有宏觀研究本身對理論工作者學術功底和人生閱歷的更高要求。我們只能在專門研究、專項報告和專題研討等過程中探索國際旅游學科體系和學術成果表現形成。一個以客源國家和地區研究、國家旅游形象研究、國家旅游市場宣傳與營銷研究、國家旅游政策研究為重點，以詳實數據和豐富案例為基礎，以國際經濟、國際貿易、服務貿易、世界地理等學科為理論背景，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為主導的國際旅游學科的構建，應當是國際所同志們為之努力的方向和成長的空間。
  區域所承擔了大量的規劃項目，包括省級、縣市級和景區各個級別的規劃都接觸過，也都能將規劃案例在區域旅游開展報告的研究成果中很好地體現，這一點做得很好，但還是感覺學術成果轉化太少。曉龍、黃璜、豐林各位博士，都是“根紅苗正”、“有枝有蔓”，都與區域所學科建設方向所需要的地理學、區域經濟學、城市規劃等學科背景。可以說個人的學術方向很鮮明，也不需要做很大幅度的調整，但是整個所的學科方向還不夠明確，仍需要凝練。在這個過程中，就要充分處理好集體成果與個人成果的關系、學術自由與行政管理之間的關系，還有學術思想與技術表達之間的關系。作為以政府智庫為首要建設目標的公益性學術組織，我們的服務對象不僅僅是國家旅游行政主管部門，也包括各級人民政府。他們是區域經濟開展的領導者、規劃者和實踐者，忽視了他們的需求，政府智庫的成長空間將是極為有限的。要想把地方政府對地方學術組織和商業性規劃公司的依賴轉向我們，就需要我們建立基于國家旅游開展視角的公共知識，跟蹤關注旅游開展和社會實踐中的熱點、難點和重大現實問題，需要總結出區域旅游開展的趨勢性特征，需要對現象背后的成因進行條分縷析的深入研究。這才是研究院區域旅游規劃部門區別于其他學術組織或規劃組織的立命之本。
分院與基地，先后在北京和上海開過三次年會，我在學術共同體的框架中分別做了三次專題講話，也發了文件。同志們可以與相關的內部講話對照著再看一看，想一想，以后也還會講，所以今天就不專門闡述了。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明確了學術方向和建設目標，學術成果建設還須打好方法論的底子，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按照北京大學汪丁丁教授的說法，經濟學主流的方法論來源于“盎格魯－美利堅”思想傳統中的實用主義哲學。受此傳統的影響出現了兩個主要的經濟學方法論流派。一是以赫伯特·西蒙和馬克·布勞格為代表的，培根意義的科學方法，即“觀察－歸納－分析－判斷－預測”。二是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首的芝加哥學派的“工具主義”方法論。它強調的是理論的“好用性”而非其假設的“現實性”。經濟科學出版社曾經發行過一套經濟學方法論譯叢，其中美國經濟學家勞倫斯·Ａ·博蘭的《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同志們可以找來看一下。當然不同學科有不同的方法論，地理學、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民族學等，所有成熟的學科無不擁有獨特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只要你熟練地掌握了其基本功，就一定可以在旅游領域取得你自己的成功。到現在為止，我還是覺得旅游學科的存在基礎是其研究領域的專門性，而非其方法的獨特性。這就需要我們下大力氣掌握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否則與成熟學科的學者進行對話時，我們總會覺得自己沒有底氣，或者直接說沒有自信。
無論是個人的學術修養，還是現實的選題設計，我都希望我們的研究人員，特別是青年學者要到產業實踐中去。當年新華社山東分社一名記者寫鄉村教師的通訊報道，得同吃同住同勞動兩個星期。不沉下去，不沉到社會的最底層去，學術是不可能做大氣的。在歐美國家教授終身制導向的人文社科工具理性研究范式的影響下，如今越來越強調模型和數據，強調純粹學術研究的邏輯自洽性。確實到了需要反思的時候了。今年春節過后，《新華每日電訊》發表了一篇通訊，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大四學生黃益彪為了調查拾荒者的生存狀況，同吃同住了30天，寫了２萬余字的調查報告，取得了第十二屆“挑戰杯”的一等獎。前面的有聲譽，后來者有地氣，夾在中間，我們不加倍地努力，行嗎？知識分子到產業實踐中去，到社會基層去，我看至少有兩個好處：可以發現好的課題，收集豐富的一手資料，更可以克服自己迷惘的情緒。
到產業實踐中去也好，到旅游市場的最底層去也罷，都需要扎實的科學研究基本功。除了上面所講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以外，還包括扎實的科學素養和悲憫的人文意識（這個主題在人才培養的專題會議上講過，2013年我還會展開講）。沒有科學理性做底子，我們就無法與新聞記者、與文化采風者區別開來，弄不好還可能走向僅僅滿足于在微博上發貼子的“憤青”。魯迅先生說同一部《紅樓夢》，才子佳人看到的是緾綿的愛情，革命者看到是則是排滿。同樣的產業場域、人物和事件，有學術理性和沒有學術理性的人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哪怕同是旅游研究者，地理學背景和經濟學、管理學或者其它社會科學背景的博士切入點、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也可能是不同的。
   三、學術成果建設的行政支撐與宣傳推廣
學術成果建設不僅僅是研究部門和研究人員的事情，而是與全院每一位干部職工都密切相關的戰略任務。管理部門和行政人員也要懂得，至少也要分析學術成果建設的主要內容，否則你的管理和服務都不可能達到理想的狀態。在總體的戰略部署下，我們要逐漸建立和完善科研團隊、學術梯隊與日常的行政保障體系。
我始終強調研究院的學科建設和學術成果建設都必須以團隊建設為基礎，我們不同于中國科研實驗室、中國工程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和高等院校，也不同于其它大部委的研究組織，他們歷史悠久、名家薈萃，可以搞單兵作戰，甚至承受得起個別學者搭便車甚至是砸牌子。凯发k8国际是邊組邊建邊開展，沒有老底子可以吃，初期只能也必須是以團隊見長。2009年《學科建設綱要》所確定的“1+8+x”標志性成果體系，2011年頒布的第二個五年開展綱要所要求的重大學術創新工程，基本上都表現為以“凯发k8国际”命名的集體成果。客觀地講，這與青年學者的個人成長，特別是初期的功名累積是有一定的矛盾的。這就需要我們在科研管理方面要有理性建構的能力，要有結合學術組織建設一般規律和特殊院情的一套科研體制和管理機制。比如在集體成果形成過程中，如何指導個體利用好既有的素材去形成有效的學術成果？科研管理部門和人事部門要好好研究類似的問題。
在學術聲譽的培育與社會影響力的形成，無論是研究院還是學者個人都要用好已經初步形成戰略互動格局的四支合作力量。第一時間是學術顧問、學術委員會，加上分院和研究基地在內的學術共同體，這是研究院在學術高地建設過程中可以信賴，也可以直接依靠的學術支撐力量。包括成都、延安、鄭州、昆明、南京等與我們已經，或者將要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的主要旅游城市的人民政府，這是第二支力量。我們是國家旅游局直屬，而不是附屬的科研組織。政府智庫的建設不能只盯著國家旅游局，也不得單純指望省、地、縣級旅游局這個系統，而是要著眼于廣義政府。學術成果為更為廣泛的政府決策和行政管理服務的同時，更大范圍內的政府行為也為旅游研究給予了用之不盡的案例、信息、數據和相關科研條件的支持。第三支力量是錦江、攜程、去哪兒、國家開發銀行、海航旅業、中電器材等旅游集團和新業態，其核心力量是與我們正式簽署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大型旅游企業。任何時候，商業實踐是學術成果轉化最直接、最有效的領域。這是研究院獨立生存與可持續開展的社會基礎，任何時候，旅游學術研究都需要與他們同行。最后是國際上的有關組織，像UNWTO、WTTC、PATA等三大國際組織、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阿根廷旅游推廣局、歐洲NECstuour、優尼華盛國際等，不少組織都已經與我們建設了密切的合作關系，并保持經常性的聯系與互動。他們是研究院學術成果建設和各項工作的國際同盟軍，也是學術共同體合作秩序的擴展。事實上，很多合作都是在走動中逐漸形成和探索出來的，沒有人的互動，任何制度安排都無法有效地貫徹實施。合作的基礎是相互給予、相互支撐。
除了組織的戰略支撐和日常的行政支持，旅游學者也要有相應的學術品牌建構意識和學術觀點的表達能力。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數十載的篳路藍縷，多多少少都會積淀若干學術成果下來，可是很多時候我們不會表達，分不清面向學生的上課、面向同行的報告、面向業界的演講，還有致辭、發言等學術活動之區別，往往說了半天聽眾還是不知所云，或者規定時間用完了才說個導入段，這不行啊！我們表達觀點是以別人聽得懂、聽得進為目標。否則在實踐的指導性上就會大打折扣，對今后的學術創新也不利——沒有互動，你也沒有辦法汲取新的養份嘛。如何改進呢？是有一些技巧可以學習的，但是我不主張從技巧導入，而是希望年輕的同志多下一些笨功夫，多讀些書，往深了讀，更要往廣了讀，“腹有詩書氣自華”。還要多實踐，否則你盡管可以讀進去，卻可能讀不出來了。《紅樓夢》里的賈政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人到中年才覺得有道理，很多時候，越是大學問，也是尋常話。大和尚言平常語，老媽媽說說家常話。所以要向社會多學習，向產業多學習，向旅游企業的普通員工和游客多學習，不要怕吃苦，更不要怕失敗。年紀輕輕的，怕不怕那，經不起摔打，老是等、靠、要，我看干不了大事，也成不了大器。
在中國這樣一個開展中大國，同時面臨開展與轉型的重任，旅游又進入了大眾化開展的新階段，旅游教育和理論研究也走過了三十余年的開展歷程，可以說是出優秀學術成果，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學術成果的時代到了。希望中國的旅游學者，特別是我們研究院這批年輕的博士群體堅定學術理念，鞏固學術范式，建構無愧于時代的學術成果體系。